陶行知的另一位高足张宗麟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而不属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范畴。” 但是，“我们必须把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思想划分开来。”“陶先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直到一九四六年逝世的一天，他的言论行动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斗士，倘若活下去是否会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做这样预料，因为他已经死了。他自一九二七年起，确实同情于共产党，到了一九三零年以后，更是愈来愈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民主运动，所以他是靠拢共产党的。在他的言论中找不出像胡适、晏阳初一流人物的买办无耻的话，也没有像×××封建性的顽固的话，他的行动比较光明磊落。因此，我认为陶先生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是中国革命同盟军中最积极的一员，但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员，当然也绝不是反革命分子。”[27]
方与严追随了陶行知几十年，他认为陶行知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说：“从陶先生和共产党的关系来看，也可以见他和资产阶级不同，没有任何资产阶级能像他那样紧靠共产党信任共产党。他自办晓庄师范起，就日益靠拢共产党，把他所办的教育事业交给共产党人负责。山海工读团交给了张劲夫主持，我也负责一部分责任。自然学园是董纯才、戴白韬等同志负大部分责任。尤其是他的晚年是更坚决依靠共产党了，育才学校的教导部主任一开始就交在我们同志的手里，第一任是丁华（原名师昌书） 同志，第二任是白危同志，第三任是我，我任的时间最长，第四任是邹绿芷同志，第五任是陈元直同志……生活教育社也先后交给刘季平、程今吾同志、陆维特、戴白韬同志和我先后负责。社会大学是统一战线形式培养革命青年的园地，但我们同志如张友渔、何思敬等及名教授如翦伯赞、邓初民等都在那里负主要责任。”[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