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开始逐步形成的“《通鉴》学”,到了元代有了新的发展。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所考,这方面的著作有郝经《通鉴书法》以下共十六种,其中以胡三省(1230—1302年)的《音注资治通鉴》最负盛名。胡三省同马端临一样,都是宋元之际人。他注《通鉴》有两个动因,一是承袭家学,执行先人遗命;二是痛感“亡国”,寄寓民族气节。他在自序末尾以太岁纪年书为“旃蒙作噩”(即乙酉年,是为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表示不奉元朝为正朔。这个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注文中。
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也称《新注资治通鉴》,后人简称《通鉴》胡注或胡注。其成就首先在于它对《资治通鉴》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都有疏通之功。其自序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这种疏通包括校勘、考订、辨误、训释音义等。胡注的成就,还表现在寓历史评论于注文之中,这反映出注者进步的历史思想。卷二八六注文嘲笑后晋皇后崇佛而终于“冻馁”于封禅寺,嘲笑“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这样的评论,由事而发,随文作注,在胡注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胡注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最早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散于《资治通鉴》各文之下,使《资治通鉴考异》同正文直接联系起来,便利了人们对《资治通鉴》的阅读、研究,也有利于《资治通鉴》的广泛流传。在胡三省之前和之后,有很多人为《资治通鉴》作注,胡注是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直到今天,人们读《资治通鉴》还是不能不读胡注。它同“前四史”的诸家注文一样,都是中国史学上的著名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