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由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结合所产生的愉悦性的美感是人最初步地参与到自然物中或者说是人与物的最初步的交融合一的产物，那么，摹仿则是人与物的更进一步的交融合一。有了摹仿，人的审美感才有可能超越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形式美而进入美的深层内涵。但摹仿毕竟是最原初的超越有限，这种超越距离有限还很近很近，而距离无限还很远很远。我们在听一般的口技时会感到一种愉悦，但它毕竟是对有限存在的摹仿，虽然也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却由于它距离有限还很近很近，只能属于艺术中的低层次，更谈不上与交响乐相比拟。
摹仿当然不只是指摹仿简单的物，也可以是指摹仿有情节的故事。对现实的故事情节依样画葫芦式地照搬，就是一种简单的摹仿。按照摹仿说的理论，艺术品摹仿得越像原型，就越具有艺术性。但是我们平常却说艺术应高于现实，意思就是说艺术不能停留于简单的摹仿，摹仿只是艺术的起源，或者说只是诗的起源。
比摹仿艺术更高一级的艺术是通过感性的有限事物以表现（言说）普遍性概念，而普遍性概念就是无限，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典型说。[8]典型说主张写出现实事物所蕴涵的理想或理念，这比起摹仿的艺术来显然大大地超越了有限，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西方许多哲学家和美学家往往称它为诗的特性。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哲学、更严肃，因为诗所说的大多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东西。”[9]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遍性就是典型，诗意就是在有限的个别的东西中见出无限的普遍性。亚里士多德还把典型与理想联系起来，认为艺术品应当按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亚里士多德已大大地扩展了、发展了古希腊原来的摹仿的含义），例如画美人就该画出集中美人之优点的最理想的美人。康德对诗的称赞也与诗能表现普遍性概念密切相关：“在一切艺术中，诗是占首位的……诗开阔人的胸怀，它使想象力自由活动，从而在与一个既定的概念范围相符合的无限多样可能的形式中，提供一种形式，此形式把概念的表现同非语言所能确切表达并从而提升到审美理念的丰富思想相结合。”[10]这段话的意思说得通俗点也就是，诗的特性在于，从一特定的普遍性概念所属的无限多样的感性形象（“形式”）中选择（“提供”）一种形象，以表现普遍性概念，并通过这一形象想象到这一普遍概念范围内其他相关的无限多样的形象。黑格尔也采取同样的基本观点：“诗总应是提取有能力的、本质的、有特点的东西，而这种富于表现性的本质的东西正是理想性的东西（das Ideele）而不是单纯在手的、现成的东西。”“在诗的艺术中所表现的总是普遍的表象（die allgemeine Vorstellung），它区别于自然的特殊性。”“艺术作品诚然不单纯是普遍的表象，而是其特定的赋形，但是艺术作品作为来自精神和来自精神的表象因素的东西，必然贯穿普遍性……”“艺术作品的任务就是抓住对象的普遍性。”[11]我国文艺理论界近半个世纪以来也大多采取这种典型说，认为诗意或艺术性就在于以有限事物表现无限性的普遍概念或典型，而这就算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给鉴赏者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空间。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认为诗意的或艺术的境界到此就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但是，艺术或诗是否只要表现了普遍性概念就达到了艺术或诗意的最高境界呢？这是否就算是实现了艺术的最高价值呢？说得更具体一点，以感性有限事物表现普遍概念，是否就充分超越了有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