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开始逐步形成的“《通鉴》学”，到了元代有了新的发展。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所考，这方面的著作有郝经《通鉴书法》以下共十六种，其中以胡三省（1230—1302年）的《音注资治通鉴》最负盛名。胡三省同马端临一样，都是宋元之际人。他注《通鉴》有两个动因，一是承袭家学，执行先人遗命；二是痛感“亡国”，寄寓民族气节。他在自序末尾以太岁纪年书为“旃蒙作噩”（即乙酉年，是为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表示不奉元朝为正朔。这个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注文中。
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也称《新注资治通鉴》，后人简称《通鉴》胡注或胡注。其成就首先在于它对《资治通鉴》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都有疏通之功。其自序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这种疏通包括校勘、考订、辨误、训释音义等。胡注的成就，还表现在寓历史评论于注文之中，这反映出注者进步的历史思想。卷二八六注文嘲笑后晋皇后崇佛而终于“冻馁”于封禅寺，嘲笑“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这样的评论，由事而发，随文作注，在胡注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胡注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最早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散于《资治通鉴》各文之下，使《资治通鉴考异》同正文直接联系起来，便利了人们对《资治通鉴》的阅读、研究，也有利于《资治通鉴》的广泛流传。在胡三省之前和之后，有很多人为《资治通鉴》作注，胡注是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直到今天，人们读《资治通鉴》还是不能不读胡注。它同“前四史”的诸家注文一样，都是中国史学上的著名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