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北京，他真正熟悉的地方只有学校，走投无路之时也只能回到学校附近。几乎所有的学生在上学期间都恨过自己的学校，但毕业之后一旦混得不如意，却又把学校当成了避风港。他们甚至是在自我欺骗，感觉只要回到当初的状态，那么生活就还有希望。这也是我在拍摄这部“校漂”的纪录片时总结出来的共性。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安小男闲散了半年，手头的一点积蓄差不多快花光了，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在学校里靠山吃山的新门路。以前银行的人事干部给他打来了电话，吞吞吐吐地求他代替自己十九岁的儿子参加高等数学考试：“我看过你的成绩单，理科全是满分，所以请你千万不要谦虚。”前同事愿意为“这一单活儿”支付“市价”，也即五千块钱，恰好和我当初把李牧光的论文“转包”给安小男的价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