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地位之追求
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探究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该途径将自由和它的姊妹——平等与博爱——混淆在一起，因此也导致了同样违反自由精神的结论。自从18世纪末叶，人们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以来，他们就不断地质问“个人”（an individual）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质问，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得愈来愈强而有力。只要我置身于社会，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无可避免地影响到别人，而且也受到别人的影响。在审慎的检视之下，甚至连穆勒要为私生活与社会生活划一道界限的苦心，也都只能归于徒然。事实上，穆勒的所有批评者都已经指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我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一事实所指的，也不只是我和别人之间有互动的情形存在而已，它的意义比这还要深刻。因为，在某一个程度而言，所谓“我是什么样的人”，不正是别人心中所想的、所感觉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吗？当我自问“我是什么人”并且回答说：我是一个英国人、中国人、一个商人、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富翁或一个罪犯时，略经分析，我便不免发现：我之所以具有这些特性，就是代表了社会中其他的人，认为我是属于某一特殊的群体或阶级；而大多数描述某些我最具私人性、最固定的特征的词汇也都隐含了人们对我这种“认可”（recognition）。我并不是脱离肉体而存在的超然“理智”（reason）。我也不是在孤岛上离群索居的鲁滨孙。我之所以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不仅只意味着在物质上和别人互相依存，也不仅只意味着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社会力的影响使然而已。更重要的是：唯有透过我所存在的那个“社会之纲”（这隐喻不能作太近于真实的解释）来观察，某些我对于我自己的看法，甚至是所有我对我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我在道德上以及社会上的认同，才可能显得有意义。有时候，某些人或某一群体，抱怨说他们缺乏自由，其实他们所指的，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获得别人的相当“认可”而已，这种情形和真正缺乏自由的情形，一样常见。我所追求的目标，或许并不是穆勒想要我去追求的那些目标：不被人施以强制压力，不被人无理逮捕，不受暴政威胁，不被剥夺某些行动自由，以及拥有一个我可以合法地自由行动的小天地。同样，我所追求的，或许也不是一个合理性的社会生活计划，也不是心如止水的圣人所追求的那种“自我完美”（self-perfection）。我所要追求的，或许根本只是不要被人忽视、不要被人保护、不要被人轻蔑，或不要被人把我的大多数想法，看作是“理所当然”而已——简作言之，我不愿意别人只把我看作一个个体而不完全承认我的独特性，我不愿意被当作是某种不具特色的、集合体中的一个成员，或是被当作一个统计单位，而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明显可辨的人性特色和目的。我所要反抗的，就是这种贬抑我的人格的行为，我奋力以求的，并不是“法律上权利的平等”，也不是能够“依己意行事”的自由，虽然我也可能需要这些自由；我奋力以求的，往往是希望能达到这么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上，我能感觉到自己是负得起责任的行为者，因为别人承认我就是这样的行为者，我的意愿会被别人考虑到，因为我有权具有这些意愿；若能如此，即使因为我是如我这个样子的人，或因为我作了我所作的选择，而被别人攻击、被人迫害，我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对“地位”与“被人认可”的热切期望：“英国最贫穷的小子也和最伟大的人一样，有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我渴望被人了解、被人认可，即使因此而不受人欢迎，甚至受人唾弃，也无所谓。而能够给我这种认可，从而让我觉得“我是个有分量的人”，却只是与我属于同一社会的成员，而从历史上、道德上、经济上甚或伦理上说来，这个社会也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从属于它的社会。[23]我那个别的“自我”，并不是某种可以从我和别人的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可以从我的某些特征中分离出来的东西；而这些特征，主要也是由别人对我的态度所构成的。因此举例而言，当我要求摆脱政治上及社会上的依赖性时，我所要求的，其实是希望别人能够改变他们对我的态度。因为，这些人的意见和行为助使我决定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以上这些对个人而言为真确的道理，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性等群体而言，也同样真确，因为这些群体，都是由具有自觉的需求和目标的个人所组成的。被压迫的阶级或国家所要求的，通常并不是纯粹能使其成员依照自己的意思而行动的自由，也不是社会与经济机会的平等，更不是要在一个有理性的立法者所设计出来的、毫无冲突的有机状态之中，取得一席之地。被压迫的阶级或国家，往往要求别人对它们的阶级、国家、肤色，或种族给予一种认可，承认它们是一个独立的活动根源，是一个具有自我意志的团体，也是一个想要依照自我意志而行动的团体（至于这意志是否良善、合法，是另一回事）；它们不希望被人统治、被人施以教育或被人指导行事，无论这种统治、教育或指导的行为，是如何轻微，它们都不以为然，因为那种做法是不尽合乎人性的，因此也就不尽是自由的。这样的说明，要比康德那种纯粹理性者的说法：“家长保护主义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大专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家长保护主义”之所以专制，原因并不是由于它比赤裸裸的、残酷的、昏庸的暴政，更具压迫性，也不只是由于它忽略了融于我内心的那种“超越的理性”（the transcendental reason），而是因为它对下述概念构成了侮辱，这概念即是：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利决心按照我自己的目的去生活，这目的未必是合理的或有益的，但毕竟是我自己的目的，尤其重要的是，别人也应承认我有如此生活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的话，我就可能无法承认自己的地位，我就可能会怀疑“我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人”这样的主张是否真实。因为，“我是怎样的人”，大部分是取决于我的感觉和我的想法；而我的感觉和想法如何，则取决于我所从属的那个社会中一般人所有的感觉和想法。照柏克的意思来说，我并不是这个社会中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原子，而是一种社会模式中的组合成分——这个比喻很具危险性，但是却是不可少的。在不被人承认我是能够自我主宰的个人情况下，我可能会觉得不自由，但是作为一个没有被人完全承认、没有获得人们充分尊重的团体中的一分子，我同样也会感到不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希望能够脱离我的整个阶级、社团、国家、种族或职业团体。有时候，这种追求地位的欲望，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致我宁可被我自己的种族或社会阶级中的某些人羞辱，或施以不当的统治，因为他们虽然苛待了我，但是，他们至少是把我当作一个“人”、一个“竞争者”、一个“地位相等的人”（an equal）来看待；我宁可如此，而不愿意被某些较高级或较疏远的群体中的人物，以善意和容忍的态度相待，因为这些人物不承认我是我心目中的我。当今，许多个体与群体，以及各种职业团体、阶级、国家与种族，强烈呐喊要求“被承认”，最主要的追求，也正是这一点。我从我所属的社会成员的手上，虽然可能得不到“消极”的自由，然而，他们毕竟是我从属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这种了解，就可以让我在我的内心感觉到，我是一个“有分量的人”。如今，在大多数权威型的民主国家中，人民有时宁可有意识地选择被他们自己的成员统治，而不愿意被最开明的寡头政府统治，其原因便是这种得到“互相认可”的欲望；某些新近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人民，当他们被某些小心、公正、温雅而善意的外来官员统治时，怨言不少，而当他们被自己族内或国内的人物，用极粗鲁的方式来治理时，却反而较少抱怨，其原因有时也是由于有这种求“互相认可”的欲望存在的关系。除非对这种现象有所了解，否则，那些失去穆勒所说的基本人权的整个民族，它们的理想与行为，便会成为不可理解的矛盾现象。事实上，这些民族虽然丧失了穆勒所说的基本人权，但是却能绝对诚恳地表示说：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所享有的自由，反而比广泛地拥有此类人权时为多。